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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加尔文主义  

2015-11-30 14:01:42|  分类: 明辨改革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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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加尔文主义 (2015-03-29 17:29:09)转载▼

标签: 基督教

新加尔文主义虽然也打着“唯独圣经”的招牌,却在十分核心的教义上背离了圣经。它的救恩论,末世论,教会论及“现世”观等核心要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们的“主权领域”理论模糊了“神的国”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极端夸大普遍恩典理论,淡化了人类堕落前后世界的本质差别,在主耶稣交付给圣徒传福音的大使命之外添加上“文化使命”,并高举之,在中国教会特别是改革宗教会已造成恶劣影响。他们所谓的“文化基督化”,高举“文化使命”大旗,走的是社会福音的路子,就是王明道早已批判过的“另一个福音”。

华人教会中大肆宣扬新加尔文主义的是王志勇和国内一些走民YUN道路的改革宗教会。

现摘录《加尔文传》附录二《反省新加尔文主义中的“文化使命”》的部分内容,让我们认识新加尔文主义背离圣经,歪曲真理的实质。

《加尔文传》作者:(美)茜亚·凡赫尔斯玛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7-01  ISBN9787508081342  丛书名: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上帝在地上的国度的确切的性质和特征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该如何理解教会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教会最终极的目标是拯救文化,还是拯救灵魂?受造界是不是处在一个“不断更新”为新创造的过程中?还是说,有一天受造界会被突然彻底的重新创造,成为新的受造界?所谓的“文化使命”是否可以被算作是基督交付教会的有效力的使命?简言之,是否真的如一些加尔文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福音的大使命(太2818-20)被赐下来,就是为要来成全所谓的“文化使命”(创128)?

当我们更加仔细地来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问题是从人们对上帝的国的认识中衍生出来的。从而这些问题是和一个人的末世论的观点连在一起的。一个人越是从创造和“文化使命”的角度来定义上帝的国,那么,在基督里的救赎就越会被看为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然后上帝的国就越会被主要看为是对目前世界的一个“更新和变化”。(摘录者语: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是:基督的救赎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上帝的国也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更新和变化。因而这部分人热衷于政治,热衷于世上的王权。)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认为,上帝的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临在于目前暂时的世界中的一种属灵的现实的话,那么,上帝的国在外在形式上的实现就是一个需要等候的未来事件。到时候现有的世界就会被新天新地所取代。

在后面一种观点中,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在地上的可见的彰显,教会的首要使命就是拯救灵魂。上帝的国只是以属灵的方式临在于这个世界中,但是,外在上来说仍然没有成就,中间有一个“已然和未然”的末世论意义上的张力。 

没有哪一个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会否认上帝创造的万物是良善的这一教义的重要性,也不会否认教会有一种内在的责任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照管被造界。即便在这个已经堕落的自然中,所有的加尔文主义者都会喜乐地接受其职业性的呼召,来尽量行使其修理看守、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的责任。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为了成全基督所说的传福音的大使命,而不是在执行“文化使命”。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关于基督徒是否要为了上帝的荣耀来忠实地履行上帝管理地球的代理人的职责的问题。这个争论的核心是关乎基督救赎工作的性质和目的的。新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基督救赎的状态和亚当在犯罪前之世界的区别,只在“方向上”有区别,而非“本质上”有区别。如果救赎的目标只是为了使这个世界向一个新的方向上发生“更新与改变”,而不是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的话,那么,文化使命就必然会成为福音要达成的末世性目标。如果是这样的话,福音使命不过就是服务于文化使命而已。(摘录者语:这其实是更改了福音,是在传另一个“福音”。)但是,这很难说是圣经的教训。这是一个尖锐的末世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可能会把加尔文主义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阵营:“新”加尔文主义和“旧”加尔文主义。

“新加尔文主义”这个名称,经常和那些接受了对加尔文主义的新解释的人相关。而这个新解释尤其是和一位著名的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摘录者注:19011905年任荷兰首相)密切相关的。凯波尔的著名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基督教世界观。新加尔文主义的另外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是一位名叫杜伊维尔(Herman Dooyeweerd,1894-1977)的基督教哲学家。此人进一步发展了凯波尔的有关“主权领域”的学说。

凯波尔最广受引用的一句名言是,“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寸地方基督这位宇宙的主宰不能说:‘这是我的。’”没有人否认凯波尔动机的高尚和可敬。他想让基督徒们明白,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其中的各个层面,都是处于基督主权之下的。

尽管有这些良善的动机,但是,在这个理论中确实有一些神学上和实践上的内容是我们难以认同的。新加尔文主义者对经典加尔文主义的重构不像起初看起来那样简单。这会导致一个神学上的重构。(摘录者语:他们要重新建一个新神学。)因为这会影响到有关教会和上帝的国的教义,并且会导致重新定义这两者在这个世界上的关系。凯波尔思想中的“主权领域”理论教导说,整个的被造界都是上帝的国,而有形教会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领域”。而且教会也不拥有什么特别的权柄来定义或者决定其他的领域(摘录者语:开始淡化教会与世界的分别,为的是进而抹杀“分别为圣”的教义。),比如家庭、政府、艺术、教育、经济等等。用这种方式来建构教会和上帝的国的教义带来一个危险,就是在这些所谓的“领域”的划分中模糊了恩典和律法的区分。如果有形的教会只是被定义为被造界中的一个“领域”,而且和其他的领域相比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的话,那就会导致在可见的受造界中,非常难以区分恩典和律法的领域,甚至是不可能做出这个区分。进一步来说,从逻辑上做出的推论就是,有形教会的使命就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来完成“文化使命”,来转化周围的受造界,就像上帝在堕落之前的状态中所赐下的创世记128节的使命一样。这样一来,教会的首要使命不再是拯救灵魂,而是要力图去拯救整个受造界。(摘录者语:根本上改变了福音的性质和目的,更改了救赎的对象和方向,是另一个“福音”和另一个“救赎论”。)

在经典的加尔文主义中,有形教会和由基督之死和复活所带入的上帝的国的关系,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对等的,但是基本上是重合的。如果律法和福音的区分只是属灵的和不可见的,在所谓的受造界的诸“领域”中是无法分辨的,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圣经基础来定义说,唯独地上可见的教会拥有进入不可见的上帝的国的“钥匙”。如果教会从来没有被赐予过这样的进入上帝国的“钥匙”的话,也许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这样一种“主权领域”的理论,以及支持教会首要的使命就是“文化使命”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上帝的国就不再是由任何一个被造界中的特别的“领域”来代表,而是被整个的受造界来表彰了。我们与之不能认同的地方就在这里。经典的加尔文主义(旧加尔文主义)相信,可见的教会是上帝属灵的国度,以一种末世论的“已然和未然”的张力在地上的可见的彰显。目前受造界的存在状态是暂时性的,而且仍然处于罪的影响之下,直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突然灾难性的结束,然后转变为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和以前的被造界,在本质上和外在形式上会完全不同。

在堕落之前的伊甸园时期,亚当对上帝的顺服本可以让人达到与上帝永恒的团契。因此,如果当时亚当顺服了上帝,人类和整个的被造界都会被提升到一个永恒的状态中,享受与上帝永恒的团契关系。这是人类历史堕落前的时期或者叫做试验期,而目前的受造界是处于需要救恩的时期。(摘录者语:新加尔文主义者抹杀了人类堕落前和堕落的本质区别。)这样看来,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律法和福音的区分是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在目前的状态中,律法和福音的对立关系对于救恩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必须,但是这并不会抹杀和动摇末世论意义上的对上帝的顺服的必须性。这种顺服是与上帝永恒团契关系中所必不可少的,而在目前的状况中,只有因着圣道和圣灵而成圣的教会才会体验到这种团契关系。这样,律法作为与上帝团契的永远的准则,使得我们要从暂时和永恒有所区分的角度来看待基督对上帝国的成就,并且让我们看到成圣本身不但是救恩性的,同时也有一个末世性的维度。

新加尔文主义在一点上没有完全忠实于圣经的教导,就是说,目前的受造界已经被罪破坏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堕落前的命令(创128)已经不能(也不必要)在这个目前业已堕落的世界上被成全了。就如之前所说的,“律法在恩典中”不能,从末世论意义上来说也不必要,被直接地应用于在这个堕落后的世界上转化文化的事情上。这一点正是“主权领域”的哲学根本上出现错误的地方。这个理论没有注意到圣经中对于堕落的受造界的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圣经反倒是在期待着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突然的出现,从而最终成就基督借他的死和升天所带来的上帝的国。(摘录者语:他们轻看了人的堕落,也就轻看了恩典。)

我们同意对于通过基督的死和复活所引入的,彰显于有形的教会中的上帝的国来说,“律法在恩典中”是一个应用在成圣上的永恒的原则。实际上,这正是经典的加尔文主义的一个特别的标记。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根植于上帝的公义,而公义属于上帝属性的核心内容。作为基督的大使,基督徒应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顺服上帝。基督称他的门徒为世界的“光和盐”。虽然他们不“属于世界”,但是他们为了见证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救赎者和成全者,他们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样做和新加尔文主义者所理解的“文化使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教会而非文化,才是上帝永恒的国度因着教会与基督的联合而临在的地方。而这个国的临在是为了基督徒的称义、成圣和得荣耀。严格来说,文化就自身而言不能成为永恒的称义和成圣的对象。文化的成圣无论在圣经中还是在经典的加尔文主义中都是没有提到的概念。成圣是一个特别隶属于基督永恒的属灵国度中的概念,而且是借着有形教会的蒙恩之道(Means of Grace)来临到基督徒身上的。成圣不能被直接作为一种工具来应用到对文化的改造上。成圣的基督徒可以成为文化中的改变的媒介,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说,文化本身是永恒的成圣的一个直接的对象。

加尔文并没有把教会和文化混同在一起,同时也没有让教会和文化中间产生一个外在的分裂。在加尔文的思想中,基督永恒的国度是借着他的死、复活和圣灵的降临而引入到教会中的。但是,这个国度却要等候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达致成全。目前的世界作为整体来说是处在上帝的预定和护理之下的,但是,在罪恶捆绑下的受造界是如此败坏和无力,以至于需要基于基督的末世性的工作,而被重新创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和永恒的世界。因此,加尔文是一个真正的“经典”的加尔文主义者。 

如果说在经典加尔文主义中,特殊恩典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处于新加尔文主义的中心位置的是普遍恩典。之所以说普遍恩典占据着中心位置,是因为救赎罪人的目的是为了“救赎”受造界。(摘录者语:救赎论偏离了大方向。)当然,包括新加尔文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的加尔文主义者们,都不会否认特殊恩典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说拯救罪人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受造界,而普遍恩典对于把受造界“重新指引”、进入一个完美的状态又起到核心作用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来看,普遍恩典即或不是超过了特殊恩典的位置,也至少是占据着一个与之平等的位置。深植于这种思想内部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文化的更新有一种末世性的意义,是在为新天新地做预备。这个世界中各个“领域”中的文化的进步都会被带入将来永恒荣耀的状态。在这种思想中,文化不是暂时而是永恒的。“文化使命”从而具有了末世性的重大意义。这和凯波尔的时代中弥漫的“后千禧年”观点的兴起一脉相承。“后千禧年”观点强调文化会不断的发展,最后发展到高峰时基督就会再来。普遍恩典也确实是经典加尔文主义的一个标记,但是在新加尔文主义中,普遍恩典成了其末世论中对“文化使命”采取乐观的神学态度的一个重大印记。

在经典的加尔文主义中,普遍恩典是一个重要的教义。但是其重要性是表现在维护上帝对于受造界的主权和护理性的统治的教义真理方面。普遍恩典是表示,即便这个世界已经“全然败坏”,但是上帝对他所造的万物仍然有恩典和怜悯。普遍恩典从来都不是要来“拯救”受造界,而是来维系受造界,直到预定蒙救赎的人都最终得救为止。普遍恩典也从来不是要拯救文化。如果是要拯救文化的话,那么福音也必然就是要来拯救所有的受造界了。福音就会变成只是改变了受造界的“方向”,而不是从“本质”上更新受造界。这里普遍恩典占据了一个重要得多的位置,从而严重模糊了律法和福音的界线。这种对普遍恩典的定义被看为是把“文化使命”提高到了一个“蒙恩之道”(Means of Grace)的位置。而在经典的加尔文主义中,“蒙恩之道”,也就是圣道和圣礼,是只有有形教会才拥有的恩赐。因为有形教会作为上帝属灵国度的代表,手中有通向天国大门的“钥匙”(太1619),而且被命令来使用这些蒙恩之道来祝福认信基督的人。

因此,“主权领域”的教义错误地认为“普遍恩典”有救赎性的功能。通过把改变文化提升到一种蒙恩之道的地位,这种教义会导致模糊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的界限的危险。这个代价是教会不能付的。当这个界线被越过之后,新加尔文主义就会被迫来辩护自己和各式各样的自然神学的不同,不止如此,它也将无法保护自己免受世俗主义的侵蚀。而这正是此种理论被提出的初衷所在。

说到底,这是一个末世论的问题。新加尔文主义没有在救恩论和末世论之间做出重大的区分,而这个区分在这个业已堕落的世界上是必须保持的。上帝的国以一种“已然和未然”的方式临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在新加尔文主义中是缺失的。新加尔文主义过分强调普遍恩典以便来行使“文化使命”的做法,既不是很好的救恩论,也不是正确的末世论。

新加尔文主义和经典加尔文主义真正的分歧点,在于两者对这个已经堕落的也是暂时的世界的解释之不同。

主自己亲口说,“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约1519)因为他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这个永恒的属灵国度已经如此真实的进入了这个暂时的现实,以至于基督徒们虽然生活在地上,但是他们却好像不是地上的“国民”,而是天上的“国民”。在基督里,“天上地上合而为一”(弗110)。这个合一不是外在形式上的,而是在一种末世论的“已然和未然”中的合一。这个国度是属灵的,但是不是理想主义式的(Idealistic);是真实的,但是不是物质性的。这些内容很难和新加尔文主义对于国度的解释进行协调。在新加尔文主义对于国度的解释中,最核心的是其“主权领域”的哲学观念,以及其对普遍恩典的不正确的应用。

当新约圣经中如此直接和简明的福音使命,因着不恰当地强调普遍恩典,以及不恰当地高举“主权领域”的概念而被弱化之后,福音的真正末世性的力量就被牺牲了。

经典加尔文主义中对自然和文化的肯定,不是来源于对受造界的信心,而是来自于对上帝的荣耀和良善的高举。但是,经典加尔文主义从来没有忽略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自然是暂时的,即便没有罪的存在,也是需要成全进入永恒的。

改教者们区分了上帝的“两个国度”: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恒的。经典版本的“两国论”的教义既不是对文化持一味消极的态度,也不是社会层面的反律法主义者。我们在这一点上不需要比加尔文更进一步。新加尔文主义者中的“去末世化”的倾向不能代表真正的加尔文主义。

新加尔文主义者天真地想通过弱化律法和福音的区分来使文化“成圣”的努力,不但没有“转变”文化,反倒使西方的教会陷入了进一步的世俗化。很反讽的是,这种为了要“基督化”这个世界而兴起的神学和哲学的运动,最终的结果反倒是让教会在世界中更加被边缘化。我们从这当中所学到的教训让我们回想起我们的主亲自所说的话,教会是“在这个世界中,但是却不属于世界”(约1714)。

——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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