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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心里话》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日志

 
 
关于我

王明道先生是中国教会走十字架道路的信仰楷模!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 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棚的旁边。】 【LEEMING:感谢天父,又多了一个平台,可以供应众教会,俾使主的羊出入有草吃。】中国家庭教会,一定要走旷野道路,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本网将提供:最真实的材料供应给神的众家庭教会,在混乱的年代能够得到真正的属灵的帮助,以供勉!

《残年忆史》引言  

2018-05-28 17:54:21|  分类: 中国教会近代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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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年忆史》

 转载

           对边伯伯在《残年亿史》中所提到的有些名望人略加注解

之所以做一点补充,由于当时在那个特殊的国内消息闭塞年代, 老人家知道的有一定的限制, 了解比较片面,也不足为奇。我们更不例外,因为当时每个人所知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现据后来所知道的点滴信息,略作补充,仅供大家参考。

 

《残年忆史》01

 

 

 

边云波

 

 

前言

                                             

 

 

教会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组织,更不是基督徒聚会用的建筑物、礼拜堂。教会乃是蒙神恩召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重生得救,得有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些有神生命的人,以基督为首形成了教会。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林前1:2

 

所以文中回忆中国大陆的教会历史,主要是回忆大陆基督徒会众以及某些传道人的经历,借此见微知著,诉说神这些年间在中国教会的作为,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本书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意愿。我无意也无暇去谈论社会时事,以及其他与教会无关的事件,然而在谈论教会历史的时候,很难避免涉及到当年的社会背景,比如说当年的宗教政策,“三自会”的搅扰等等;但是,凡是和教会历史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我绝对不谈,也实在没时间去谈。

 

本书记述的,主要是从194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信徒的经历,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那四十多年间中国教会的经历。(当然其间也难免会涉及到其他年代的事。)

 

 

 

◆ 忆述这段历史的困难

 

 

 

首先是当年海内外完全隔绝,另外,即或同在海内,由于信徒们通信、交谈不便,消息也不通畅。所以有些传说多有误差,甚至是完全错误。

 

比如说,海外曾有误传,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像苏联刚刚成立后杀害东正教徒一样,杀害了许多基督徒。但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督徒被杀、被判死刑的很少,绝大多数最重的判无期徒刑。这是一个事实。上个世纪末,在温哥华有一个各教会的联合培灵会,由远东广播公司负责召开,邀请我分享主恩。远东广播公司的主席曾国雄牧师,在大会开始前按照惯例对讲员先作简短介绍,他说:“我们一起筹备今天的聚会的时候,有人提议请边云波弟兄担任讲员,当时就有两三个弟兄眼睛睁得很大,非常惊讶地说:‘你们弄错了吧,这个人还活在世上吗?’”后来曾牧师讲了一句很幽默的话:“这个边云波到底是不是还活在世上,让他自己上台来说明好了。”

 

有一位施传清弟兄,1950年代初期来到昆明,我们一起服侍主。1952年昆明基督教联合会批判我去彝族地区传道破坏了土地改革运动,于是我在1953年离开了云南。那时和施弟兄还不时通信,1956年后我们相继被捕,便失去了联系。1984年的时候,施弟兄在山东烟台参加一个聚会,聚会中他教给弟兄姊妹们一首诗歌:诗篇第19篇。唱完之后,他很感慨地说:“这首诗歌当年是边云波弟兄教给我们唱的,现在大家一起唱,我就想起他来,可惜边大哥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一位姊妹就说:“什么不在世上了?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前些时候才刚见过面!”结果施弟兄夫妇俩就直接从烟台来到我当时所在的天津,住了一个礼拜,我们两个在一起真是有说不完的话:述说这些年我们的经历,述说主的恩典,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像以上这类误传的事情,难免让人想到过去海内弟兄姊妹们的苦难经历。

 

第二个难处是,海内人士不肯讲当年的史实。

 

当年海内的同工,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多讲彼此的工作和侍奉,19601970年代更是这样。不是说不相信对方,不是说对方没有爱心,其实两人很同心、很相爱、灵里面很近。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惟恐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被公安叫去问:“某某人,你认不认识?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没有?”如果说:“某某人我倒是认识,但是他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样就比较好回答。但是如果说:“某某人我倒是认识,但是他做了些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样的回答就会招致很大的麻烦。在天津有一对夫妻,经常看顾我的妻子白耀轩姊妹,也很关心我在神面前的侍奉,我们常常一起祷告,但是却很少谈起彼此具体的事工。1980年代初,有一天这对夫妻来找我们,说:“边大哥,我们要出去一个月,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和耀轩就几乎是天天为他们祷告。祷告了一个多月后,他们两个人回来了,对我们说:“感谢主,我们回来了。谢谢主,也谢谢你们的祷告。”我说:“回来了,工作也挺好,就感谢主吧。”直到现在,几十年都过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时他们往哪里去了,事工挺好,好在什么地方。现在讲起来也许觉得很好笑,但深思起来,也是一些让人沉痛的事。

 

1996年,我在圣地亚哥被邀去领一个聚会。那时由于刚刚从大陆到了美国,有些顾虑,有人在聚会前后想要跟我一起照相,我都尽量谢绝。但是,我没有想到上台讲道的时候,在讲台的前面有一个摄像机,有个弟兄在那里录像。我心里想,讲完以后,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录像的人。结果,散会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找这位录像的弟兄,他却先找我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哎呀,我可把你找着了!”我心里莫名其妙,心想,我还没找你,你怎么倒找我来了?他说:“你知道我过去的经历吗?”然后就述说他的一件往事。他是一个山东的弟兄,叫梁传踪,有段时间在山东曾抄写过《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抄完以后就送给别人。但是这样传来传去,公安人员发现了,就问梁弟兄:“你为什么写这种反动的诗?”他说:“这个诗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是谁写的?你这个诗是怎么来的?”

 

“是我借来的。”

 

“从谁那里借来的?”

 

梁弟兄就是不肯说从哪里借来的。所以公安人员就说:“你既然说不出是向谁借来的,那么肯定就是你自己写的了。”公安人员就把梁弟兄关起来了,而且还关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定的罪名是书写反动诗歌。梁弟兄说:“那段时候我就想,我非得找到写这首诗歌的人。结果找了多少年,也没有找到。现在我可把你给找到了。”现在我们想起来,也许觉得很可笑。但是,请大家想想,这位梁弟兄就是因为不肯说出从谁那里借来的诗,就因此走过了多少艰辛的路程,又经历了多少苦难的困境啊!

 

还有一件事。有位俞以勒姊妹((传称余以勒,现已被主接去了),她曾几次到天津看望我们。有一次,她来到我们家,那时我正和来访的夏威卿弟兄夫妇谈一些问题,后来他们二位匆匆地走了,我才注意到俞姊妹和我妻子还站在那里谈话。我就说:“你们都说了半天话了,为什么不坐下谈?”俞姊妹说:“因为外边还有个弟兄呢!”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天气又特别冷,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让他进来?怎么好让那位弟兄在外边冻着呢?”她说:“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我怎么能让他进来呢?”我说:“快请他进来吧。”于是,俞姊妹就出去把那位弟兄带进来了。一开门,我一看,竟是王绍武弟兄。他在1950年代曾连续几年担任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几十年前我们就认识,王弟兄和我们比俞姊妹熟悉得多。当时我就对王弟兄说笑话:“你怎么这么老实?俞姊妹叫你在外边等着,你就在外边挨着冻等着?你该自己进来,让她在外边等着!”王弟兄说:“你看,我的嘴够严实的吧?”

 

为什么王弟兄宁肯在外面冻着,却不肯说明他和我们的关系?因为当年弟兄姊妹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谈自己和某人互相认识!1980年代初期,大陆的信徒还在这样的处境中生活。当年那些彼此相爱的肢体,即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彼此都不敢多讲什么。弟兄姊妹们!珍惜你今天美好的处境,多多地爱主,多多地彼此相爱吧!

 

第三个难处是,一些道听途说混淆甚至是扭曲了当年的史实。

 

例如有两本书中都说:王明道先生在1954年的春天,曾经到北京的基督教青年会去接受三自会的批判,王先生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批判者是慷慨激昂,有的姊妹在旁边流泪。这和事实离得太远了。1954年春节后,我有大半年的时间一直住在王先生那里,一日三餐我们都在一起吃。一方面我是在王先生那里受教,另一方面也帮助王先生做一些文字上的工作,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王先生反对青年会,认为青年会是假信派,是新神学派,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全部的圣经,不相信主的救恩,更不相信主的再来,所以王先生从1920年代起就一直批评青年会的信仰,他怎么会到青年会接受那些人的批判呢?所以我说,除非他们是用手铐把他铐去,否则要他去青年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怕自己万一有错,曾问过北京好几个老年的、过去和王先生很熟的弟兄姊妹,大家都一致认为,让王先生去青年会是绝不可能的事。但是,两本书都写得清清楚楚。可见道听途说混淆了当年的史实。

 

关于以讹传讹扭曲了当年史实的事例很多,可以再说一件,也是关于王明道先生的事。王先生第一次被捕后,第二次被捕以前,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彼得,但我不是犹大。”后来王先生被主接去了。有一次俞以勒姊妹在海外听到一位牧师在讲台上说:“连王明道这样的人都一度批判了信仰……”俞以勒姊妹听了觉得不对,就传给那位牧师一个纸条:“王明道先生并没有批判信仰,您这样在聚会中讲,是不是需要纠正一下?”没想到那位牧师看了纸条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王明道先生明明说过,他是彼得,不是犹大!彼得不是曾经不认主、放弃信仰了吗?现在还有人写个条儿来,还在为这件事辩护。”当时俞以勒姊妹就觉得很难过,很痛心,甚至有些生气。后来,俞以勒姊妹就和另一位姊妹一同打电话给王太太,问她说:“婶儿,海外有人传说叔叔一度放弃了信仰,这件事您看该怎么说?”(那些年我们这些和王先生夫妇比较亲近的青年信徒,都称呼王先生为叔叔,按北京话称呼王太太为“婶儿”。)王太太说:“这件事你们知道,叔叔说话重,自己责备自己也很重。事实上是他曾经在监狱里面求告神,求神差派天使把他救出监狱,就好像当初神差派天使把彼得救出去一样。但是神没有垂听,他就信心软弱了: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呢?他一度信心软弱,这是有的,但是并没有放弃信仰。”这件事是俞以勒姊妹亲自和我说的。

 

第四个难处是,多人失忆甚至多人逝世,失去了当年的史实。

 

不少大陆老传道人都已经离世归天而去了。例如张谷泉、袁相忱、汪纯懿、胡振庆、杜忠三、赵西门、文沐灵、郑惠端、王颂灵、陈莲秀、谢模善、赵麦加、杨心斐、林献羔、谷仰羔、翁则富、林淬锋、陈恩鸿等许多老人,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我们。另外,虽然有些老人还存留于世,但是却失去了记忆,例如陈本伟弟兄等人,也难于述说当年的历史了。

 

 

 

◆ 忆述这段历史的目的

 

 

 

这本书中所谈到的只能说是个人的见闻片断剪辑而已。我个人知道的有限,资料又不多。虽然有许多前代传道人的个人传记,但是个人传记总是以个人的见证为主要线索,个人与个人之间免不了总有一片空白,并不是完整的历史。所以,今天自己录音、录像,进而转换成为文字,实在是不得已的。不然我怕连自己这点见闻也都要归于尘土了。当然,也有些人已经写过一些很好的历史,比如说苏文峰牧师,但是1950年以后的历史他也很难找到资料。再有赵天恩牧师,以前也写过中国教会史,甚至有一段是1950年以后的教会史,但是其中多是当年宗教政策的一些条例。当年那些弟兄姊妹的经历,由于大家都不肯说,都不愿意谈论,就逐渐失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尽力抢救当年的史实。有些老年的同工们就建议所有老年的弟兄姊妹们,将自己直接、间接知道的有关当年真实史实的数据都记录下来。片断的也不要紧,不完整也没有关系,积少成多,或者用录音,或者用录像,或者是请人用文字代写,总要尽量把它留下来。但愿神兴起一些中青年同工们来,以1940年代末那些传道人宁愿丢弃荣誉、享受,甚至不惜性命的心志来抢救那一段的历史。求神保守、带领这些毫不为己、一心为主、肯于抢救教会历史的中青年同工们。

 

神让中国教会经过了水火进入了丰富。神这样大的恩典,我们不能不诉说。但是在谈论神的这些作为的时候,应当以荣耀神为唯一的目的。若是本书在忆述神自己作为的时候,不知不觉中竟然偷窃了神的荣耀,搀杂了个人的私念,一方面求神饶恕,同时也恳切地请弟兄姊妹们给予指正。这样强如见主的时候,受他的责备。

 

1940年代末期的中国教会有些混杂的现象,但是神带领中国信徒经过了流泪谷,却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正如耶利米书1:10所说的,神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中国的教会确实是经历了这样的拆毁阶段,但是以后,神又重新建立、栽植了他的工作。他的道路真的高过了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真的高过了我们的意念!箴言17:3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在那段时间里,有许多中国的信徒虽然也仍旧持守着纯正的信仰,但是人毕竟是人,人心里总有杂念、杂质。神藉着烈火把这些人炼净了,就更便于神来使用,做成神让我们做的工作。中国教会的复兴,就是经过了水火,才进入了丰盛之地。

 

同时,我们讲述这段历史,也是盼望神的福音更加兴旺。现在神已经在中国教会做了一些复兴的工作,但是在教会复兴的时候,特别要防止在兴旺当中出现一些旧有的问题。我们应当警惕、警醒啊!神要是让中国的信徒,再经历一次苦难,那就实在不如我们自己警觉,在神面前常从心底省察,及时悔改,讨神喜悦,追求圣洁,让神好使用我们。

 

上个世纪末,在澳大利亚,一位西方的传道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十九世纪是英国教会向普世宣道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教会向普世宣道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向普世宣道的世纪。我当时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很惊讶,当时中国教会困难很多,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后来,我在本世纪初又读了两篇文章,也是西方的传道人写的,都认为二十一世纪,神要使用中国的教会到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后来,有些老年、中年的中国同工们,也逐渐看到既然神在中国的教会有这么大的恩典,也会有他的托付。所以,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柔和谦卑,伏在神的面前仰望神的怜悯,战兢恐惧地看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何等大的事。

 

现在中国人已经不知不觉地往普天下去了,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非洲、南美洲、中东、很苦的地方,到处都有中国人。2010年,我曾和六位中青年弟兄姊妹,应邀从中国大陆到了中东的迪拜(Dubai,又译作杜拜),向那里的华人传扬福音。因为当地中国劳工的公司上层不许当地同工接触已信的工人弟兄,没有办法在屋子里面传福音,就只好到沙漠里面去聚会。当地弟兄们把车停到路边,大家扛着几十个绑在竹竿上的应急灯进入沙漠,把灯围成一圈,可以照亮几十人甚至近百人的聚会场地。那里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沙漠,但是有中国人在那里唱诗、祷告、传福音、奉主的名聚会。所以现在“没有人的地方,也有中国人”。这的确是我们应当感恩的事!

 

前些年,有人说:“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有日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后来神的仆人李秀全牧师在这句话上加了几个字:“希望将来有一天,有日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传道;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祷告。”我觉得这几个字加得很好。

(注:李秀全曾在中华海外宣道协会,担任总干事及工场主任参与世界宣教。 参与海外宣教、社会关怀、文化使命

但愿神察看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拣选中国的弟兄姊妹,也装备中国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曾经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现在中国人已经遍及普天之下,求主装备、使用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求主使用中国的教会,使用许多中国的中青年弟兄姊妹,使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重大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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